整个文坛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

一个小决定

1962年,《联合报》副刊(简称「联副」)主编林海音,收到一份不知名新人的小说投稿。她读毕稿件之后,觉得内容不错,决定刊登,却感觉哪里怪怪的。细读之后,她才发现,这篇小说的文字非常怪,句型和节奏是前所未见的,比如:「已经退休半年的透西晚上八句钟来我的屋宇时我和音乐家正靠在灯展下的小方桌玩扑克。」这样连续三十八字无标点符号的写法,让已经担任主编快十年的林海音非常不习惯,拿起红笔就要改。以当时主编的权力来说,这样直接修改不但没问题,而且是她日常的例行性工作。但她忍不住多读了两次,想过几回,最终还是决定:不改了,这作者这幺写应该是有用意了,直接刊吧!

相较于林海音这辈子过手的千万篇稿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决定,如果她自己不说出来,大概谁也不会知道有这幺一念之间。但从事后看起来,这个决定却对台湾文学史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那篇直接刊载的稿件,是七等生的第一篇小说〈失业、扑克、炸鱿鱼〉。

而七等生正是因为他那奇诡的思路和文字风格而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的经典的。

如果换了一个敏锐度稍微低一点的编辑,他可能不会刊这篇稿子,或者刊了但把七等生最宝贵的文字风格改掉,那大概就不会有之后在联副发表的一系列散文「黑眼珠与我」了。这样一来,七等生那篇经典之作〈我爱黑眼珠〉到底会不会在1967年写出来,也就很难说了。作为主编的林海音,在这个很小的决定上显现了她的价值:她真的是有文学阅读的品味的,而且有足够宽阔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殊异之物。

整个文坛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

所有人的自己人

林海音在战后文坛地位崇隆,人人都尊称她为「林先生」(在那个比现在更沙文的年代,这个称号可不容易),靠的不只是良好的文学品味而已。她还有一项重要的特殊能力,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她是「自己人」。

这种能力,首先来自她得天独厚的经历。她1918年出生于日本,三岁时随家人回台居住,五岁再移居北京,在那里成长、求学、工作、结婚,直到三十岁才又回到台湾。她的父亲林焕文是苗栗头份地方的客家人,母亲黄爱珍则出身于世居板桥的闽南人家族,这使得林海音从小在一个非常多元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她跟母亲学台语,听父亲的客家话,再加上青年时代的北京经验,让她能说一口道地的老北京话,在中文书写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从年纪上来看,林海音只比陈千武大四岁,比锺肇政和叶石涛大七岁,但因为她不需面对困扰这些本省籍作家的「日文转中文」跨语障碍,所以在战后台湾文坛的地位,远远比这些作家都还要高。当锺肇政、锺理和这些作家才刚刚把中文书写磨练到还可以的地步时,林海音已经担任联副主编好几年了,之所以能有这样快的「进度」,跟她的语言背景刚好符合台湾战后语言政策的特殊环境有非常大的关係。

由于她的本省人身份,加上台语、客语的能力,让她在面对本省籍作家时能少一分隔阂、多一分理解。由于她良好的中文能力和文学品味,她也不会被当时主流的外省文坛排斥。这让林海音成为整个文坛的枢纽,比别人更能左右逢源,而她主编下的「联副」也就相对有着比较多元的作品风格。

除了语言,她的家世和人际关係也是重要因素。她父亲林焕文是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範部毕业,是非常早期的台籍殖民地菁英。林焕文在校时,睡在他上下舖有位同学叫做锺会可,是桃园的客家人,后来也师範毕业、当了老师。而锺会可,就是锺肇政的父亲。林焕文毕业后,分发到苗栗的新埔公学校教书。他在这里只教了两年,但刚好就教到了吴浊流。

这还没完。林海音的妈妈黄爱珍喜欢打牌,虽然久居北京,但还是习惯跟在北京的台湾人社群往来、吃台湾菜,所以总是跟一群台湾来的太太们一起摸麻将。其中有两位牌友,就是鹿港诗人洪弃生的太太和媳妇;因为当时,洪弃生的儿子洪炎秋正在北京大学唸书,战后回到台湾之后,不但是散文家和《国语日报》的社长,后来还选上了立法委员。另外一位老太太也来自板桥,跟黄爱珍一家子更亲了,她同样念北京大学的儿子,后来还成为林海音的证婚人。这个人就是回到台湾之后掀起了一阵「新旧文学论战」,正式将台湾文学带入白话文时代的张我军。

贵圈不但超乱,而且还超小。

有趣的是,林海音不但在本省人之间关係深厚,在外省人之间似乎也很吃得开。她和丈夫夏承楹都长年担任记者、编辑,夏家是北京的大家族,几年的共同生活,大概把林海音锻鍊得更像一个「老北京」了。林海音也曾自承,当别人问到她是哪里人时,她的直觉往往都是回答「北京人」。

来台之后,这对夫妻先透过洪炎秋的介绍在《国语日报》任职,林海音同时开始大量投稿各式报刊,连续几年都有百篇左右的文章刊载。相比于其他本省籍写作者都还在退稿地狱中,林海音的顺遂显然是因为中文写作方式和当时的文坛主流气味相投。与同时代外省作家的文字相较,她的功力甚至比大多数作家更好,「比外省更外省」。转任联副主编期间,她也曾经写了一篇描写本省人生活的小说〈要喝冰水吗?〉到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誌》上,获得採用。有趣的是夏济安写给她的回信:

「这篇小说描写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动,窃以为这条路大可走得。我们外省人虽然怀念故乡,本省人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写。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一点海音女士是当之无愧⋯⋯」

我们外省人。咳咳,夏济安显然下意识地搞错林海音的出身了。或者也可以说,夏济安并没有搞错:林海音身上本来就交织着来自闽客父母的血缘连带,以及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如果只读小说文本,确实很难单从文字就判断出林海音的出身。

逃出「反共文学」的四条路线

在上述的基础下,林海音展开了她在战后台湾文坛的文学事业。她最重要的贡献,是一体两面的:她拔擢了大量的新人作家;并且以「联副」为阵地,将台湾文坛的主流风气,从八股的「反共文学」、「战斗文艺」,带到比较自由也比较正常的纯文学创作状态里。有部分的评论者注意到前者,也有部分评论者注意到后者,但很少人发现,这两件事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林海音拔擢了大量的新人作家,才为文坛灌注了有别于「反共文学」的新活力。

19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站稳脚跟之后,开始检讨自己为什幺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他们后来得出来的结论是:因为宣传太差,所以失去民心,才会败得这幺惨;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加强宣传,让大家知道国民党的好。

(⋯⋯有没有觉得这个剧本很眼熟。伟哉国民党。)

总之,为了加强宣传,他们在文学方面推出的政策,就是「反共文学」。反共文学的内涵如同字面所述,基本上就是在讲过去共产党有多坏、未来共产党一定会被我们打爆的YY小说。这批小说的特徵,通常就是只描写过去(共产党好坏)和未来(共产党会被打爆),但关于现状完全不敢提(如果共产党这幺坏又这幺弱,你国民党现在怎幺会在这里?),大部份的作品只是为了呼应政策、想从官方拿到奖金和稿费而写的。在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除了姜贵的《旋风》和陈纪滢的《荻村传》等少数较优秀作品(也就是说,比较不像标準的反共文学)外,大部份的小说都不再有人重读了。

1954年,当林海音接掌「联副」的时候,面对的正是反共YY小说的全盛时期,包括《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全民报》、《公论报》、《经济日报》的副刊,以及《半月文艺》、《宝岛文艺》和《野风》等文学杂誌,都以「反共抗俄」作为优先题材。然而文坛上的有识之士,多半对这种风气感到不耐,只是当檯面上的刊物、政府所办的徵文绝大多数都支持这种作品时,不愿或不会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就完全没有发表机会。这种反共YY小说也形成了天然的省籍歧视结构:大部份本省籍作家都没有反共经验,甚至自己暗地里就是左翼,不管在意愿上或能力上都不可能就这个主题写赢外省籍作家。

而这一切,在林海音接掌「联副」之后就有了转机。林海音反覆说过她的编辑理念,主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文学」和「自由」。她并没有说她排斥反共文学,但她使用的修辞是「我们只选好作品」和「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实际上的结果就是排除了劣质的反共文学。根据陈芳明和施英美的研究,林海音时期的「联副」不但大规模提升了文学作品的比例,这些文学作品更是由底下的四条路线组成:

              1.本省籍作家

              2.女性作家

              3.现代主义作家

              4.军中作家

关于四条路线的讨论,施英美的硕士论文《《联合报》副刊时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有着一本抵十本的扎实研究,在此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从比较后设的眼光,去思考:「为什幺是这四条路线?」从这个问题里,我们更可以看到林海音在文坛调和各种势力的上乘平衡工夫,而这正是为什幺林先生是林先生的原因。

以弱制强的平衡木

这四条路线,其实体现了当时文坛上所有争议的轴线。林海音的精明之处,在于「扶弱制强」,透过文坛内部重视创意、边缘、非主流的特质,把处在弱势中的作家派系扶植起来,既能使读者「耳目一新」(因为之前太边缘、太非主流了,所以大家都没看过),又可以在有限的版面中发挥槓桿效果,与官方文艺政策分庭抗礼。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省籍作家这条线,林海音巧妙地利用了此一「弱」来减低「联副」对主流外省文坛的依赖。包括文心、锺理和、锺肇政、郑清文、黄春明、廖清秀等人的作品,都是由林海音首度引入「联副」这个等级的版面上,其中有许多更是该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如果考量到这些作家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林海音的「投资报酬率」可以说是高得惊人。而这批本省籍作家为报林海音「知遇之恩」,更是在很多关键时刻提供了重要的协助。比如1960年,跟于梨华约好的长篇小说连载没到,就是锺肇政的《鲁冰花》补上了报纸连载的空窗期──站在锺肇政的立场,这是大恩惠;但反过来站在林海音的立场,这未始不能说是锺肇政帮了她这个主编的大忙。

而本省籍作家的日文能力,也为重视引介国际文坛消息的林海音提供了大量的火力支援,比如卡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是靠着本省籍「文友通讯」的同仁施翠峰从日译本赶工翻译,才能第一时间刊出《异乡人》。或者如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在1964年改编成电影后大红,林海音也是立刻托人买到日文原着,带给锺肇政,嘱他儘速译出。因此,在锺肇政和其他朋友的私下信函中,常常有「最近都在忙翻译,没空写小说」之类的抱怨,但出于感恩、稿费、曝光机会等因素,林海音知道锺肇政等本省籍作家终究还是会答应的;而对锺肇政等人来说,这种「工作机会」虽然费神、烦人,但毕竟是一笔收入和作家履历的累积。各取所需之后,双方达成了平衡的合作关係,这是将本省籍作家的日文根柢视为「奴化」原罪的其他外省编辑无法动员到的资源。

同理,我们也可以看到:之所以吸纳女性作家,不只是因为林海音跟琦君、张秀亚、苏雪林、谢冰滢、徐锺珮、锺梅音、刘枋、聂华苓、张漱菡、郭良蕙、毕璞等女性作家有社群连带而已,也是因为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上,男性作家压倒性地佔有多数。与林海音同等级的刊物主编,也仅有林海音一名女性,这些女性作家的稿件提供了刚硬的国家叙事以外的另一种风格。之所以吸纳主要由年轻新秀组成的现代主义作家,也是着眼于他们的未来性,以及他们能够带来反共文学所无法提供的新美学,因此就有了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说〈小黄儿〉(根据施英美的研究,这可能才是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说,而不是坊间认知的〈金大奶奶〉),也有了欧阳子〈小南的日记〉、陈若曦〈邀晤〉和林怀民的〈儿歌〉(是的,就是那个林怀民——他拿了这笔稿费去报名了舞蹈课)。当然,还有本文一开头提到的七等生〈失业、扑克、炸鱿鱼〉。

而军中作家的引介,更是势力平衡的关键:不愿意刊反共文学,但至少要刊有军方背景的作家,显示其敬重军人,忠党爱国之心无可怀疑,取得某种形式上的「官方认证」。军人参与写作这件事情是受到官方鼓励的,因为这符合反共宣传的国策。同时,某些军中作家固然是靠着写作的才华跃上文坛,但还是肩负着掌握文坛局势的情报任务,因此如何调和与军中作家的关係,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林海音主持的「联副」里,至少就刊出了「军中三剑客」朱西甯、司马中原、段彩华的文章,以及张放、公孙嬿、杨念慈、墨人等作家的作品。林海音吸纳的是一群意识形态上仍然大致不逾党国框架,但对于反共文学的单调乏味早有不满、力求突破的作家,因而在政治上和作品品质上维持了很好的平衡。

综合以上,你会看到整个文坛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在她主编的版面里,本省与外省、男性与女性、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军人与民间、前卫与保守都能大致平衡,各有所获。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满意林海音的作为,比如「文友通讯」的本省籍作家,有时候还是会抱怨林海音没有给他们更多的版面。在某次「文友通讯」聚会当中,林海音夫妇受某位作家之邀前来,那位作家却没有通知所有人,导致席间有人刻意全场都讲日语,要给这两人难看。(这大概是唯一可以呛到林海音的方法了,不管讲台语还是客语都没用⋯⋯)但身处複杂的文坛,本来就没办法做到让每一派系每一成员满意,能够维持各方面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局面,并且让每个派系的作家公开提到林海音,都必须敬称一声「林先生」,就已是非常高难度的操作了。

大概也只有在跟林海音相关的场子上,可以看到余光中、彭歌、锺肇政、锺理和、黄春明、朱西甯、谢冰滢、郭良蕙⋯⋯这些人的名字被排在一起了吧。「林先生」恐怕是这些平常互有嫌隙的作家派系中,罕见的公约数。

当然,上述的讨论并不是抹煞林海音对这些作家的关爱之情。只是除了关爱以外,她还有许多冷静、专业的判断,两者合一,才成就了这幺优秀的编辑。关于此,林海音自己的理解很实在。当有人称扬她提拔本土作家的功绩时,她的回答是:「他们的作品大量涌进,使我这主编者的形象上更进一步,每天都有充满乡土色彩的好作品刊登出来。可以说联合副刊的面目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他们给我主编的光彩。」这既是漂亮的场面话,也是不卑不亢的事实陈述,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荣耀从何而来,自己的分际又该如何拿捏。

整个文坛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

林先生早起看书报,林先生早起忙⋯⋯

然而,个人的能力再怎幺样精巧,面对戒严时代庞大的政治压力,还是很难永远安然前进的。

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主编的「联副」刊出了这幺一首诗:

〈故事〉

作者:风迟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

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幽幽,一去就是十年的时光

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由于她的妩媚和谎言,致使他迷惘

她说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启航

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

她曾经表示要与他结成同命鸳鸯

并给他大量的珍珠玛瑙和宝藏

而他的鬚髮已白,水手老去

他却始终无知于宝藏就在他自己的故乡

可惜这故事是如此的残缺不全

以致我无法告诉你那以后的情况

诗作刊出后,台湾警备总部认为这是在影射蒋介石和国民党,判了作者三年五个月的徒刑。(真不知道是缺业绩、想像力太丰富还是太心虚⋯⋯)事情传到联合报,报社方面与林海音沟通之后,林海音迅速辞职,为报社扛了这件事,结束她在「联副」十年的主编职位。这在文学史上,称之为「船长事件」。此后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各家的报纸副刊都对刊登现代诗作品有所忌惮,或许也间接催生了更多诗刊;而「联副」则在林海音经营的基础上,渐渐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直到1970年代遭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挑战为止。

在林海音及其支持者后续的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海音保守、中庸的政治性格。就算事过境迁,林海音的辩解焦点还是放在「我秉持的是文学性,并没有考虑政治」。她的女儿夏祖丽在多年以后採访该诗作者王凤池,也花了大量篇幅申说「这首诗并没有批评政府的意思,这是误会一场」。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你有没有考虑政治,也不是这首诗到底是不是为了讥刺蒋介石而作,而是:是又怎幺样呢?凭什幺政府就可以因此抓人、对报社施压?

我们不知道林海音心里面,是否曾经浮起过上述的念头,但无论如何,在戒严时代不可能这幺说、在解严之后她也从未这幺说过,现在我们是永远不会听到她内心真实的想法了。比照解严之后,就尽可能说出政治上受过什幺委屈的其他作家,林海音是更逞强也是更圆滑的,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但如果真的如表面上那样的若无其事,夏祖丽所撰写的《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就不会花不成比例的巨大篇幅来谈「船长事件」了吧。

这让我想到林海音这辈子写过最着名的句子──不是来自〈爸爸的花儿落了〉,而是来自国立编译馆的小学国语课本第一课:「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忙打扫⋯⋯」    

是的,这两句是她写的。这两句写入课本后,因为有加深学生性别刻板印象之嫌,引起不少批评,后来就把后句修改为「妈妈早起做早操」了。但根据林文月的说法,面对这些批评:「海音姐为此甚为不悦,她说:『这有什幺不好?我们家本来就这样嘛!我每天早晨扫地;不但扫地,还抹桌呢!』」

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先生并不是一个具有「进步」或「基进」理念的人,即使和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观念有时都还是偏保守的。这也就不意外她在「船长事件」后的态度了。

但也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出林海音真正的样貌。她并不是那种超前于时代的人物。「林先生」更重要的意义,毋宁是在那样限制重重的时代当中,务实地发扬她有限的文学理想。即使有限、保守,那些理想仍然是优于官方版本和主流风气的。她能够在掌握文坛重要的权力和资源之后,仍不改其志,继续朝着那现在看来有限保守的理想前进,完成她在文学史上的阶段性贡献──巨大的阶段性贡献,看看她把多少本来没机会的作家送进了主流文坛──不曾腐化、堕落,光是这一份品质,就值得后人念想了。

在战后一片荒芜、极端不公平的文坛里,林先生确实是早起,并且勤于打理那一方书报版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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